周放生谈国企改革解决垄断要从开放产权入手

周放生谈国企改革：

解决垄断要从开放产权入手

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改革，这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共识。改革前台是国有企业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后台是政府权力从市场和国有企业撤出。

在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看来，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任重而道远，应在过去基础上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母公司的股权多元化，同时提升国企市场化水平，并进一步开放股权、开放市场。

未来改革方向

第一财经日报：国有企业改革最近几年保持停滞，你认为当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需要改革吗，又应该如何改?

周放生：国企一定要继续改革，而且社会上还应该对这个问题取得共识。最近我也接触了若干央企老总，他们的感受是，近些年国企改革停滞，某些方面甚至在倒退，改革的迫切性将更加显现。

对于国有企业未来的改革方向，在我看来有三点。

一是国有企业的母公司要实行股份制改革、实行产权多元化，这一点温总理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得非常明确。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也说得很清楚，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我觉得下一步首先在过去基础上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母公司的股权多元化。

实行股权多元化、放开产权，就是要让民营资本，有条件下的外资资本进入。即可存量进入，也可增量进入。至于谁控股，应允许多样性的存在，比如国有股退居相对控股，或参股，或持黄金股，这没什么不可以。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当平等对待各类企业，通过股份制融合、模糊各类企业的界限，使其共同成为国家的基础。

二是要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水平。比如有些国企亏损，甚至资不抵债，就应该用市场方式解决。或退出国有，或退出市场。不应动用国有资源、资产，不计代价去救巿、救企。不然就是无底洞，就是倒退。

国企改革要解决两个基本目标，一个是经营方式的市场化，另一个是制度、体制的市场化。前者相当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比如利润、人员、考核、重组都是从市场来。但制度、体制的市场化还刚刚开始。

提升市场化水平意味着也要提升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国资委为此已经推进了两个改革，一个是董事会改革，一个是企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

对于董事会的试点，某央企董事长曾说过，如果在他们企业董事会试点再早几年，有些投资决策失误也许就可以避免。因为内部人决策有局限性，有利益牵制。央企董事会试点下一步股权多元化做好了准备。公司治理结构本来就应该是股权多元化的，将来中央企业整体上市，国资委直接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就逐步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将来国资委试点的董事会和上市公司董事会就合二为一。

对于企业风险管控，有一个企业老总的观点非常有道理。他说过去的企业竞争靠成本，现在的竞争靠科技，未来的竞争靠内控和风险管理的水平。如果在未来，国企能够做到不犯大错误，就可以生存和发展。

三是开放巿场。如铁路、军工行业。国有企业需要定位在国防安全领域，加强国防装备行业，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国防装备都要由国有企业来生产，而是指整机和关键总成由国有企业来掌控，其他大量的零部件和配套件通过社会采购由民营企业来生产，甚至国外采购。

在这一方面，国防科工委已经发布了很多文件，规定民营企业只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和条件就可以参与国防采购，而且其参与面会越来越广，民营企业及其所提供的产品数量应比国有企业更多。

继续改革百姓才能满意

日报：去年年初，在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报告出炉后，舆论上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尽快实现私有化还是有序推进渐进式改革有过一阵激烈讨论，你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周放生：我们是转型国家，又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与西方国家所处的发达市场经济阶段相比，我们必然有自身不可逾越的阶段性特点。我们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完全放开、从无序竞争逐渐走向寡头竞争和有序管理的路子，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达和完善阶段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现有的状况。

我认为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阶段错位”，即中国现实的初级阶段和国际经济的高级阶段之间的错位。现实的选择是，从实际出发，选择一个循序渐进的、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利大于弊的管理体制。

现在国有经济的集中度是历史形成的，这个优势不应该完全放弃，而是应该在这个优势基础之上来进一步市场化、进一步股份制、进一步把国有经济的优势与民营经济融合，这是现实的选择。

日报：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仅是在前台的国有企业改革，更重要的是在后台的政府权力从市场、从企业有序回撤。在十八大报告中，我们看到中央着重提出了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否已经给中国未来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指明了方向?

周放生：在十七大之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企改革”几乎在每次报告都会提到，但到十七大这个提法就消失了。我想，这主要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所有制多元化了。

十八大有一个新提法，“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大的这个新提法，是从上层建筑角度来讲，而原来提法更多是从经济基础角度讲，角度不同，包含了更广泛的内容。要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找到国企合适的位置。这不仅仅是“国”和“民”之间两个所有制成分进退关系的讨论，把国企和民企放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看，更容易凝聚共识。

日报：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社会舆论对于如何处理企业垄断问题十分关注，你认为当前应该如何加快解决垄断问题?

周放生：解决国有经济在少量领域垄断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开放产权、一个途径开放市场。我认为先开放产权，不是国有经济内部的股权多元化，而是要允许民营资本进来，股权多元化。市场要不要开放，如何开放?需做顶层设计。关键是政府要下决心。

国企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要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必然要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复杂的问题，30年来的国企改革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现在百姓对国企的现状不满意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我们的改革还远没有完成。唯有继续改革才能让百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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